也许我们要等到下一个世纪，才能真正明白八十年代对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那确实是不可多得的纯文学的时代——在今日文人怀旧色彩浓郁的追述中已形同黄金时代。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期，民间诗歌运动风行全国，诗人辈出（不管大诗人、小诗人、真诗人、伪诗人），而且诗人的社会地位与优越感获得空前的膨胀，古老的中国仿佛在一夜之间降生了千万个精神贵族。如果跟现在的新青年们描绘当时的种种盛况，他们会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更不可思议兄长一辈的青春期居然是在对文学的近乎宗教的激情中度过的。于是，我们收拾旧日的影集、手稿乃至记忆时难免感叹：这个黄金时代如此迅疾地跟我们擦肩而过了。从此，精神与物质的位置发生了调换。文学就像一位被废黜的帝王，满脸愧色地走下了神坛。
举几个实例恐怕会比空洞的议论更有说服力。至少，能使我们对那个时代片断的记忆完好地保存。前几天见到自八十年代一别即销声匿迹的一位南京诗人，他大贬了一通九十年代的拜金主义之后，忽然若有所思地问我：“你还记得南京的诗人角吗——大家在鸡鸣寺晒太阳的情景？”我脑海中顿时点起一盏探照灯，笼罩住往日的场景。诗人角是八十年代后期在南京鸡鸣寺举行的周期性的民间诗歌交流活动（或称诗会），每逢星期天下午，诗人们会倾城出动，云集在这块有塔的空地上，把各自的诗稿贴在几根临时牵起的晾衣绳上，供互相切磋——所以又被诙谐地称为“晒太阳”。不知究竟指诗人们需要阳光呢，还是他们那寂寞的手稿需要阳光？当时又有“地下诗人”的说法，诗人角给众多隐居山林的“武林高手”提供了抛头露面、呼朋引伴的机会，这既是一次灵魂的放牧（或放风），更是个体的艺术修炼走向公开化的台阶。准确地讲，“晒太阳”又有曝光的意思。
那段时间我在武汉读大学。但南京是我的故乡，我在这座城市有小小的诗名。金陵职大的步三秋给我寄了一封“鸡毛信”，大意是南京已涌现几十个诗歌流派（或文学社团），定期举办诗人角活动，在全市人民心目中获得广泛影响。又说：“你暑假还乡时一定要来看看！另外，请你加入我和黄烈、马路等人的边缘诗社——因为我等都是学院派。”等我数月后在南京码头下船，据说诗人角已火得不得了，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一大文化景观。步三秋拉着风尘仆仆的我直奔鸡鸣寺，赶赴本周末的诗会。鸡鸣寺座落在山上，但诗人角并非真在寺庙里举行，而是借了山脚下那块草坪的光——草坪中心有一座汪伪政府时期建的水泥塔，周围足够一个野战营搞阅兵式的。我在百米外的公共汽车站就听见小喇叭的声音，走近一瞧，果见草坪一角有个长发披肩的汉子正用苏北口音朗诵，面前有十几位中老年听众席地而坐（也有自带小板凳的）。更多年轻的诗人们则围绕塔转着（按顺时针方向），仰着脖子读贴在墙壁上或晾衣绳上的诗稿。读累了则三三两两聚作一堆，为神圣的艺术观点交谈着抑或争论着，我发现有的人已经面红耳赤，而有的人已急得快掉眼泪了。旁边有几位形象酷似工宣队的男女青年，摆开一张不知从哪里搬来的旧课桌，上面堆满各社团自费印行的诗集和内部资料，按工本价销售。估计他们是组织者，因为当步三秋把我介绍给其中一人时，此君颇有领导风范地紧握我的手（差点再来个同志式的拥抱）：“欢迎。欢迎！”继而又颇为关心地问我湖北诗坛状况如何。当我告诉他四川诗人廖亦武、李亚伟、杨黎等已顺流而下、访问武汉（开愚还在武大举办讲座），他屈指算道：“他们不超过半个月就会到南京来的。毕竟都是长江沿线嘛。”他胜券在握的神态仿佛预兆着一个大会师的时刻即将到来。他又转而将我介绍给在水泥塔另一侧的一位大胡子：“这是南京诗人赵刚。你们好好聊聊。”
在这喧嚣的场面里赵刚则充满了闲适的魏晋风度（难怪他后来转写小说了，且以小说名世）。他用不急不慢的语气跟我商讨了一下诗歌究竟写给谁看的问题。他在提这个问题前显然已经有答案了：诗歌是写给自己看的。在诗人角看看别人的诗歌，对于他顶多属于业余的娱乐。由于久不在南京，故乡的诗人们已使我有陌生感，那些张贴的手稿来自风格迥异的心灵世界——有些诗人起的笔名甚至比其作品更为魔幻与玄妙，仿佛给自己起名字最能竞赛大家的智力。
南京的文学社团中具有王者风范的，是韩东、小海等人的“他们”文学社。诗人角最受欢迎的交流资料，要算那套黑白木刻封面的《他们》。我特意留心查找了一番悬挂的诗传单，没发现韩东的手迹。八十年代之后，作为第三代诗潮领袖之一的韩东，又以小说再次获得公众关注。我一直想找机会问问他：不知当时，他参加过诗人角的活动没有？
诗人角有一种露天的沙龙气息。虽然没有穿着晚礼服给各位斟酒的贵妇人，但也不乏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文学女青年。更重要的是她们眼神中流露出对诗人的崇拜与好奇——无异给在场的男性打了一针兴奋剂，不管他是在朗诵（喊破了嗓子也要继续下去），还是在辩论（伤透了感情也不能停止）。在那个时代，诗人的身份确实容易获得美女的青睐。她们不仅热爱诗人，也热衷于做一位女诗人（锦上添花的事情）。那时还未盛行印制名片，初次相识的诗人们大多掏出圆珠笔与通讯录互留地址。我看见诗人们分成不同的阵营，围着最符合自己审美观的那一位文学女青年，默默地排着队等待签名——因为每个人的表情都充满希望，因而井然有序。反倒是文学女青年们有点受宠若惊：事情怎么颠倒了——自己崇拜的对象反倒崇拜起自己来了？那洋溢着隐秘的幸福感的场景使我既振奋，又担心：诗人角如此发展下去，是否会演变成婚姻介绍所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仅仅一、两年之后，这个社会上女性的价值观念便发生了天壤之别的变化，一向崇拜普希金与徐志摩的美女们，纷纷追随潮流“傍大款”去了。诗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容易失恋（被英儿抛弃的顾城就是一个例子）。于是，有人戏说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区别：男诗人们越来越瘦，女诗人们越来越丑……大浪淘沙。浪淘尽无数英雄美人。
十年之后，我又回乡探亲：当年的同仁们，大多已改行了，有些索性做起了经理——依然是时代的弄潮儿。可以理解，他们毕竟都到了当父亲的年龄。而文学永远是儿子们的事业——可惜下一代青年已不甘做文学的儿子，地质构造有断代的危险。我坐车路过鸡鸣寺，发现昔日群英聚会的诗人角，已改造成廉价拍卖旧货的跳蚤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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